凤凰涅槃新篇章——人民共和国的锻造
【目的要求】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到，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前途；掌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熟悉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及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1）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及其斗争；（2）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3）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及其政治主张，从而认识第三条道路所主张的“中间路线”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4）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2.教学难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教学时数】理论4学时
第一部分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战后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对中国人民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是有利的。在国际上，帝国主义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反动势力已经难以集中起来干涉中国革命。在国内，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解放区扩大到1亿人口。经过整风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基本历史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是崎岖、曲折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它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还在抗战的中期、后期，蒋介石就开始采取避战观战，以便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抗战刚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危险。
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后方，要把它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由于国际上苏联、美国等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其目的，一是以此敷衍国内外舆论，掩盖其正在进行的内战准备；二是诱使中共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期不战而控制全中国；三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转嫁给中共。
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在中国追求的长期的基本的目标，在于“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府；其短期目标，首先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它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蒋介石政府成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支持者，以此稳定它的亚洲战线；二是从“遏制苏联”这个总的战略考虑和反对人民革命的一贯立场出发，担心“—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对整个亚洲发生深刻的影响；三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即为了便于使战后的中国成为它倾销商品、获取廉价原料和进行自由投资的场所。
为了上述目的，美国决策者曾经考虑过“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使自己深陷中国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后来追述说：中国“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想以武力把美国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是愚蠢的”。后来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过：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从理论上看来，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它采取的主要方法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给予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的援助，“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尽管美国当局声称“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但它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政策的最实际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是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呢？中国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因为，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有和平建国的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同时，由于人民力量强大，加上其他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造成国共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 、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党应当努力争取中国出现这种局面。
还在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8月24日 ，毛泽东根据时局变化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8月25日 ，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 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月10日 ，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年1月10日 ，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政协的上述协议及其他协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在一个时期内，是否忠实履行政协协议，成了人们衡量政治是非的重要尺度。
维护和破坏政协协议的较量 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履行政协协议的。在政协召开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政协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的) 这些决议而奋斗”。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阴谋，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而“练兵减租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国民党存在着维护特殊利益的集团，它“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们将丧失一切”。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
在1946 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他的追随者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所以，它计划先在关内大打，而后在关外大打。待它认为相应的准备已经完成时，就全面彻底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国民党统治集团既然扼杀了全国人民关于和平建国的热切愿望，它也就把自己放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1946年6月19日 ，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还说：“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中共中央在给各部队首长的指示中说，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代价，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解放区军民的生存受到致命威胁时才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而它这样做仍然是试图以此争取国内和平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它使得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中共代表团在返回延安时，代表团成员李维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同时，经过努力，中国人民毕竟争得了将近一年的和平的暂息时期。这也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并于当天片面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由它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次年3月，国民党当局限期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关闭，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为430 万人，它占有3 ．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它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它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军的步兵武器；解放区的人口为1 ．36亿，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而且是被分割、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正是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
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认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中国共产党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
中国共产党又指出：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发动的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 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在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从1946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153座；解放军则收复城市40座、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解放军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 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仍有95 座城市被敌侵占，但解放军同时收复和解放了153 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战争发动者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
第二部分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7 年7 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 万人下降为373 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 万人下降为150 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且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 万人增加为195 万人，其中正规军100 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 年6 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它们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 多个旅中约90 个旅左右于自己周围，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同年夏季，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 年10 月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因为这时，不仅老百姓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 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 、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这个口号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人民的斗志。
同年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必须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注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便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向前推进。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它感到极端的失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人侵吞、隐匿、变卖。连一名国民党接收官员也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其结果将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遭遇深刻的危机。
1947 年，工业产量较抗战前的1936 年减少了30 ％。失业人数陡增，工人和城市居民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同时，农村经济急剧衰退。1947 年，农作物总产量比1936 年减少了33 ％～44 ％。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道。1947 年，各地饥民达1 亿人以上。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学生运动的高涨 针对国民党当局积极从事内战的准备，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这个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城市。在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 ”“美军退出中国! ”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 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〇运动”) 由此掀起。截止1947年1月10 日 ，12天内，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7年5月20日 ，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史称“五二〇运动”) 。随后，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罢课、游行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了一起。
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1947年10 月以后，爱国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由于他们愈来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迫害”了。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1946年6月23日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5 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雷洁琼等多人受伤。
1947 年间，全国20 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120万工人举行罢工。5 月到6 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40 多个大小城镇。
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1947 年1 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 多个县。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 、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1947 年2 月28 日 ，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2 月底3 月初，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并攻占台中、嘉义等城市。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大批军警、特务，对起义群众进行镇压。3 月14 日 起义失败。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并于1945 年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派出代表团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11项和平条款。但是，它很快就推翻和平条款，加紧镇压新疆人民革命运动。新疆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同年4月，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5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这个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 ，毛泽东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准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进行的。
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1947 年秋，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2 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 简称民盟)。1941 年3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改由张澜为主席。民盟由6 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 后改称民主社会党) 。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 年9 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 简称民建)。1945 年12 月在重庆成立。组成人员主要是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 简称民进) 。1945 年12 月，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 亦称第三党)。1928 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 年8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 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1935 年12 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 年2 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 简称农工党) 。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 1925 年10 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 年5 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 对外未公开) ，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 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 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 。1945 年9 月3 日 ，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 年5 月4 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简称台盟)。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 年8 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 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在抗战胜利以后，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的。它们为政协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为维护政协协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跑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它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共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某些不妥当的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进行工作。所有这些，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同 的政治倾向，它们自身就不能不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地求得进步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的。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 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 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新华社在为民盟被解散而发表的评论中说：“民主同盟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和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同 的政治倾向，它们自身就不能不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地求得进步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的。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 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 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新华社在为民盟被解散而发表的评论中说：“民主同盟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和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 年4 月30 日 ，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 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汇合。
1949 年1 月22 日 ，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 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和平、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没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的阶段。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拥有1.68 亿人口，并且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430 万人下降为365 万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 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由于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1月2日 结束，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主力70万人在林彪、罗荣桓领导下，共歼敌47.2万人。
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 结束，历时66天。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及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下，歼敌55万人。
平津战役自1948年11月29日 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 结束，历时64天。入关作战的东北野战军、华北解放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共100万人，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下，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三大战役前后历时4 个月零19 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 万余人，加上1948 年7 月至1949 年1 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230 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平谈判”之机争取喘息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1 月14 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分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 月1 日 开始。
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 年4 月21 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000多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3 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 月23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所部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的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省。
二、人民政协与临时宪法——《共同纲领》
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
在1948 年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套东西“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949 年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不要在这种攻击面前打败仗。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没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的前夕，1949 年6 月30 日 ，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 ％～90 ％。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他指出，我们还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
1949 年9 月21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 人。新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变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共同纲领》规定，在经济工作中，“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 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9 月30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胜利完成。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时代。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还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都先后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 年的时间里，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个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多数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 年6 月26 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的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救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说过，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一些国际友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已经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它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逐步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没，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土，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