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狮的觉醒——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目的要求】通过讲授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失败，使学生了解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艰苦探索，掌握其意义和经验教训，为以后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重点、难点】
1. 教学重点：（1）评价太平天国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2）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的评价
（3）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及失败原因
2. 教学难点：正确认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讲授、讨论、实践
【教学时数】理论4学时
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从各自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并且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本模块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太平天国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天国”社会？如何看待？”、“洋务运动让中国实现 “自强求富”了吗？”、“戊戌维新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第一部分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加速了劳动者的破产。
如江浙一带的的漕赋，原需交米1石的，战后竟需交米2石5、6斗，（10斗＝1石，一石＝120斤）甚至达3、4石之多；湖南的地丁税则从每丁银1两变成了每丁几两。这些都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土地兼并已经十分激烈，官僚、贵族占地的规模最为惊人，如道光时期的大学士琦善占地竟达25600顷（1公顷＝10000平方米）以上。满汉大员有地几百顷、数千顷的很多。一般地主占地规模也相当惊人，以致广大自耕农和小地主破产。至于佃农的境况就更加恶劣了，他们需向地主缴纳高额地租，并且常常受到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终岁勤劳，难得一饱。导致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1841-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决口，造成豫、皖、苏三省广大地区被淹，人民死亡以百万计；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又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波及上千余州、县。尤其是1849年长江大水，汉口尽成水府，武昌水深至檐，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广大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所未遇。同期，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总之，连年的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5）人民不看压迫不断反抗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迫使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抗道路。鸦片战争后，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几乎遍及全国。
其中从1843-1850年，全国各地群众暴动和武装起义，大小即达70余起。当时北方各省有白莲教、天理教的斗争，河南、安徽、山东一带有捻党活动；在南方，斋教散布于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天地会势力更是遍及长江和珠江流域。
据统计，1847-1850年仅广西一省，天地会系统的农民起义队伍即有二三十支。每支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这些斗争使官僚、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狠狠地打击了清朝统治势力。以至于地主文人惊呼：粤西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必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这一切都说明，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持续发展，一场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即将来临。
2.洪秀全和拜上帝教创立
正当中国社会酝酿着一场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时候，洪秀全在广西创立了“拜上帝会”组织，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做了舆论上的宣传和组织上的准备。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入村塾读书，由于聪明勤奋，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及多篇古文。家庭对他期望殷切，希望他能取得功名，以显父母，光宗族。但是三次赴广州考秀才都名落孙山，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
（1）应试落第，去旧从新
在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读后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
（2）撰写“三原文献”，宣传平等思想
从1844-1848年洪秀全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贤尚德的大同社会。
（3）创立拜上帝会
1847年春，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
（4）形成领导核心
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3.广西的一些特殊矛盾
广西是清朝落后的地区之一，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落后；同时文化沉淀无法和江南相比，士绅的敏锐度和应变能力差；土客矛盾是广西特有的矛盾。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金田起义后，清政府急忙调集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广西提督向荣亲至前线指挥镇压。太平军英勇作战，屡次大破清军。
1851年8月，太平军在平南官村击溃向荣部队，一举攻克了广西永安州。12月，洪秀全在此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确立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官制，这对于加强领导、发展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清军3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全州城。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6月，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不幸中炮牺牲，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太平军撤离全州后，进入湖南。在湖南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救一切中国人民谕》三檄文，揭露清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8月，太平军攻取湖南重镇郴州。9月，围攻湖南省城长沙，未能攻克。萧朝贵在攻城时中炮牺牲。这是继冯云山之后，太平天国的又一重大损失。11月底，太平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行动，移营转进。12月，太平军攻克益阳、岳州，获得大量武器、船只。同时，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入起义队伍，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有了一支新建的水师。
1852年底，太平军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1853年1 月，太平军攻克湖北省城武昌。
2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两路，浩浩荡荡，顺江东下，势如破竹，连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和州等地。3月7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水陆连营，直望无际，既众且整，清军望之夺气。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20月，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完全占领了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四）太平天国由盛而衰
1．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
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大兴土木，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赏心悦目。至如冠履服怖、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领导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终于酿成了天京变乱的严重事件。
1856年8月，杨秀清借天父下凡，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火速返回天京。韦昌辉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立即率领3000精兵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又杀了杨秀清部属将士两万多人。石达开赶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企图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被韦昌辉杀害。韦昌辉的专擅横暴，激起了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心存疑忌，所以封他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石达开的不满。
1857年6月，石达开出走天京，带走了太平军的二十万精锐部队，脱离了太平天国，走上了分裂道路。
他脱离天京后，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1863年5月，石达开率部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被消灭。石达开被解往成都凌迟处死。
2．天京事变——力挽危局的苦斗
天京变乱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天京变乱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军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给了清政府以喘息之机，清军乘势反扑。
1856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失守。天京上下游除安庆以外的战略重镇全失，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之下，到1864年5月，太平军苏南、浙江、皖南根据地全部失去，天京形势更加危急，四面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1864年6月3日，天王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用炸药轰倒城墙，蜂拥冲入。守城太平军与湘军展开激烈的巷战，但终因力量悬殊而沦陷。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一）《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土地问题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内容的革命纲领。
是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分配的办法是：按产量的高低把田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好田坏田各一半，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分男女，凡16岁以上，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
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还规定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来组织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每25户为一两，每两设两司马一人，总管生产、分配、军事、教育、宗教等事务。分得土地的农民，除耕田外，都要参加副业劳动，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
（3）设立“圣库制度”
在分配问题上，每两设一国库，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25家中婚丧等事所需要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者，均由国库供养。
《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的这种愿望，用政权的力量予以系统化、制度化，对于发动和鼓舞群众起来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这种方案是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相悖离的，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天朝田亩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和平均主义的经济方案在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下是无法实施的，而实际实行的仍是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3．《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行情况
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内，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打击。一部分地主豪绅和庙宇寺观的田产被没收，对富户课以重税和减轻农民的负担。如天京附近的农民，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同时，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自发地起来反对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有的占有逃亡地主豪绅的土地，有的拒绝向地主交租，有的则少纳地租。
当时一些文人记载：江苏扬州附近，凡佃人田者，亦思抗租不纳；在湖北黄梅县，贫民多挟贼凌富，而田风大坏，舞弊名色多，是区区者（指租谷）能有几何；在安徽芜湖，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所有的2000多亩土地，自咸丰三年后，籽粒无收。
这都说明，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方案虽然并未实行，但是广大农民却夺回了相当数量的土地，并且由于少交或不再向地主交租，大大减轻了负担，不仅打击了封建势力，而且对太平天国控制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支援农民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资政新篇》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洪秀全后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形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核心。
洪仁玕任干王后不久提出了著名的《资政新篇》。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他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奖励开采矿藏，设立银行发行纸币等。
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提倡兴办医院、设学馆，盲哑院等文化慈善事业，禁止缠足、溺婴、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
在外交方面，洪仁玕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毁谤国法干涉内政。
洪仁玕的这些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是进步的。但是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仍处在萌芽状态，平分土地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如何整顿正在涣散的革命力量去争取胜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不是只字不提，就是语焉不详，未能切中时弊。因此《资政新篇》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成为无法实行的一纸空文。
三、太平天国历史意义及失败原因
（一）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前后坚持了14年之久，势力波及到18个省区，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世界农民战争世上也是罕见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太平天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农民政权，颁布了有利于农民的各项政策，猛烈的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极大的削弱了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制度，建立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成为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使侵略者迅速将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遇到很大挫折。太平天国革命兴起的时代，西方殖民者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太平天国在打击清朝封建统治的同时，勇敢的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进犯，拒绝了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对近代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资政新篇》的提出反映了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可贵的开拓精神，为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太平天国的革命业绩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革命斗志，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许。
最后，太平天国革命极大的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它同印度的民族大起义、波斯的巴布教起义等共同构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二）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客观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量强大。太平天国面对的不仅是本国封建势力，还有凶残的外国侵略者。因而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失败了
主观原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失败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物。其规定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对自己崇高的理想坚持不渝，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只能从农民阶级狭隘的眼光出发，墨守这个完全行不通的平均主义蓝图，而不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资政新篇》则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无法实行。这是单纯农民战争的致命弱点，因而最终必将失败。
其次，农民是小生产者，缺乏先进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拜上帝教这种宗教理论虽然在革命初期曾经起过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的重要作用，但毕竟不是科学理论，其表现在对外方面，误把外国侵略者当成朋友，吃了大亏。在太平天国内部，这种宗教理论后来被用来发展个人势力，酿成了天京变乱的悲剧。洪秀全本人也深深陷入了宗教迷信而不能自拔，以致拒绝采纳让城别走正确意见而坐以待毙。
第三，农民阶级难以克服自身的保守性、落后性、散漫性、狭隘性等固有弱点，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其政权未能跳出封建专制政权模式的窠臼。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即迅速的封建化，领导集团日益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生活腐化、争权夺利、任人唯亲、滥封滥赏等现象十分突出。因此洪仁玕后来痛心地指出，天国的失败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
第四，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
教训：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表明，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虽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注定不能成为近代革命的领导阶级，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第二部分 洋务运动
一、洋务运动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一）洋务派及其代表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再次之”。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洋务”）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批掌握实权的清朝官僚，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亲身的体会。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们感到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变局，传统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必须寻求新的对策，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他们出面倡导西方新式练兵，引进机器生产，学习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生和兴办学堂等“借法”活动。这批人被人们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以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盛宣怀等，在清朝中央则有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史学家把洋务派开展的洋务活动称为洋务运动。发生在同治、光绪两朝的这些活动，也称为“同光新政”，清朝统治者则自诩为“自强新政”。
（二）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洋务派用以指导其洋务活动的思想很复杂，但最基本的、核心的可以归结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
中体西用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一是中学与西学；一是体与用。
所谓中学，即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主要的是所谓长技。
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就是利用。“中体西用”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用时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洋务派人物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要学习利用的是西方的“火器”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及机器生产。因为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把“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国的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但其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三）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1.开办军事工业以自强
洋务派对中国和西方差距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所谓火器上。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奕訢在同治年间更明确地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就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洋务派以制器，筹办军事工业为始，敲响了洋务运动开场的锣鼓。
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
这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开端。当时全用汉人，未雇洋匠，仍采用手工生产，但它聚合了如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仿照西法生产枪炮炸弹。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65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机器铁厂，并利用容闳在美国购置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县城西南的高昌庙，工人达2000多名。该局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是洋务派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主要产品有后膛炮、新式大炮、弹药、地雷与水雷，并建造船只，生产机器。它在当时是东亚最先进的机器兵工厂。1868年，该局设立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人和中国科技人员联合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军事及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并设立机械学校，培养机械工程师。洋务运动破产以后，该局还继续维持，几经变革，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机器厂房设备才最终被日军拆毁。
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5年夏，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局里实际事务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掌管。该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给淮军及北洋三省军队，小部分调拨给南洋和沿海各省。1875年马格里被撤职，该局改由中国人监办。该局一直到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并入上海兵工厂。
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设福州船政局，聘请原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担任正、副监督，雇佣法国技师和工匠监造轮船。不久，他调任陕甘总督，便推荐沈葆祯总理船政。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在中法战争中，该局受到严重破坏。战后虽经恢复，但生产大不如前。甲午战争后生产更趋下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日战争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顿，然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
崇厚于1867年创办天津机器局：
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建机器局，由英国人密妥士任总管。主要生产弹药，但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办该局。该局生产军火主要供淮军与吉林、奉天、察哈尔等省军队使用。1900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张之洞于1892年建造湖北枪炮厂:
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便将原来订购建造枪炮厂的机器迁到湖北。1892年在汉阳开始购地建厂，1893年厂房落成，机器装妥。次年开工生产，不久遭受火灾，直到1895年才修复投产。雇用工人约1200人，是洋务派后期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所造枪炮弹药为全国最新产品，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到1908年改称汉阳兵工厂，抗日战争时内迁。
2.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1)求富口号的提出
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的同时，又提出求富的口号，以此为目的开始经营民用企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第一，洋务派在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原料、燃料、交通运输和经费等一系列难题，为穷所迫；
第二，新的军事防务体系不是单独练兵制器就能大功告成的，还需有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力事业的配合。
第三，洋务派在其活动实践中，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有所深入，他们感觉到，西方国家之长，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也是要借鉴和取法的。
(2)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典型
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1872年8月，李鸿章饬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次年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局规》及《章程》确认招商局是在清政府督察下由资本家经营的企业，规定股票不准让与洋人，保证招商局属华人所有。实权握在唐廷枢、徐润手中。他们既是官方的代表，又是该局的股东，兼有官、商双重身份。他们都是买办出身，但入招商局前，已脱离了洋行，成为当时由买办向资本家转化的代表人物。招商局除在上海设总局外，还在国内外19个港口设立分局或开辟航线，不仅经营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而且还开展远洋航运业务，曾先后派轮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该局是民用企业中最先设立且较有成绩的一个。为了挤垮该局，外国轮船公司不惜亏本而骤然降价。李鸿章则采取筹借官款、增拨钱粮和承运官物等措施，使该局渡过了难关，并转亏为盈。招商局的创办，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李鸿章于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为了解决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燃料问题，李鸿章于1876年派唐廷枢赴直隶开平一带勘探，1878年该局正式开办，1881年开始产煤。到90年代初，工人发展到3500多人。该局所生产的煤除了供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使用外，还大量销向市场，起到了抵制洋煤进口的作用。该局也是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中成绩比较显著的一个。1892年唐廷枢病逝后，由曾经在醇亲王府做侍役的江苏候补道张翼接任该局总办。1900年该局被英国吞并。
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
1879年，李鸿章主持在大沽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陆路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担任总办，郑观应、谢家福等担任会办，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立分局。电报总局经营十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它不但对保卫边疆、发展商务大有益处，还有效地抵制了西方侵略者攫取中国电报利权的活动。
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年，已被革职的道员彭汝琼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察帖，请求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委派彭汝琼与郑观应等负责筹建。1880年，机器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戴恒、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专管商务。织布局招股银50万两，局址设在上海杨树浦。 开办之初，李鸿章为织布局向清政府奏请了减税和十年专利权，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的“汉阳铁厂”: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洋铁入口，在广州筹建炼铁厂，旋因被调任湖广总督，遂将铁厂移至湖北。1890年在汉阳开工兴建，1893年底完工，计有贝色麻钢厂、造钢轨厂等大小10个厂。铁厂雇佣外国技师40人，工人约3000多人。为了解决铁厂的原料和燃料，1890年又建大冶铁矿，接着又开办江夏县马鞍山煤矿。1896年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李鸿章于1880年开始修建铁路:
1874年，英国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筑吴淞铁路。1876年7月正式通车营业。两江总督沈葆祯等坚决反对洋商私自修筑铁路，认为是侵犯了中国自主之权。最后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代价赎回拆除。
1880年，李鸿章为运输开平矿产煤的需要，开始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全长9公里。唐胥铁路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因清政府禁用机车，只好以骡马牵引。1881年6月，英国人金达利用废旧锅炉改造成蒸汽机，遂开始使用机车。守旧官员上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以致清政府又勒令禁止机车行驶。后几经波折，才取消禁令。1886年铁路修至芦台，次年筑成，1888年又扩展至大沽，次年又延长至天津，名唐津路。1891年始修关东铁路，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已铺设铁轨至奉天中后所。与此同时，在巡抚刘铭传的倡导下，从1887年至1893年，台湾省也修筑了基隆经台北至新竹的铁路。到1894年，中国铁路总长计有447公里。
3.创办新式海陆军
(1)陆军的改制
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包括制器和练兵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 在19世纪六十年代，即洋务派着手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探讨编练新式军队。
“湘军”和“淮军”:
清朝军队的主体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产生了湘军和淮军。湘军的特点，一是兵制上和八旗兵、绿营兵不同，内部关系上具有私属性；二是武器上重视使用洋枪洋炮。
防军和练军:
为大势所趋，清朝除了继续容纳湘、淮军以外，对原有军队也以湘、淮军为样板进行改造，例如从武器装备上和训练方式上，奕訢等人于1861年就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不久，就在天津、广州、福州等地先后成立洋炮队，聘用外国教练，更显著的是，出现了防军和练军。
防军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告竣后，留防的湘、淮军。湘军和淮军本属非国家正规军之外的勇营，按旧例应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完结后即要解散，但从镇压太平军当中显示出湘军和淮军的战斗力远比绿营重要，同时，由湘、淮军起家的湘、淮军势力也要保留其军事资本。这样，在镇压太平军之后只裁撤了一部分，相当兵力保留下来。
练军，是指从绿营中挑选，仿照湘军编练的军队。它始于同治二年，由直隶总督刘长仇创始，以后延续下来。
防军、练军与当时的绿营比较有所不同，是所谓新军，不过应注意，此时的防军、练军还不属于近代化的新式军队。
(2) 用洋枪洋炮训练装备军队
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2年初，奕訢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英国教官，选派京营旗兵赴津训练。不久，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聘请洋人，用西法练兵。在新式练兵中，湘军和淮军最为积极，实力迅速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仅1854年至1856年，湘军就先后购置外国大炮1800多门。不过，后来湘军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淮军。唯左宗棠对筹建新式军队态度坚决，所部湘军从1863年起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兵西北，大力购置洋枪洋炮，并先后在西安和兰州设局制造军火。
淮军进入上海后就进行改编，建立洋枪队，至1862年8月，洋枪队已有千人，并雇佣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一年之后，淮军各营总计已拥有洋枪1.5万支左右，平均每个营已超过1000支。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扩至6万余人，其武器装备已从新、旧枪炮并用过渡到基本上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使淮军发展成为当时清朝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3) 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政府开始重视筹建新式水师。
1860年6月，曾国藩奏陈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并建议在江北造船以进攻金陵。
1861年6月，署理总税务司赫德首次进京与奕訢面晤，奕訢即向赫德言及镇压太平军，后由在英国养病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出面，花费巨款代清政府向英国定购大小舰船7艘。1863年9月，这些舰船驶抵中国。李泰国企图让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当舰队司令，并俨然以中国唯一的海军大臣自居。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的阴谋，引起了清王朝的疑虑，便解除了李泰国总税务
司一职，并将这支舰队遣散变卖。
1870年，船政大臣沈葆祯提出建置新式海军，奏请清政府派熟悉海疆的大员，以为统领。清政府随即任命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船政轮船统领。福建船政局所造之船，均归其管辖，一支新式舰队已具雏形。
至1875年罗大春担任统领时，舰船已达16艘之多。闽省这支新式水师以闽台海防为重任，除马尾军港外，还将基隆、澎湖、厦门等海口要塞辟为基地。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活动。1875年5月总理衙门规定：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祯督办南洋（苏、浙、闽、粤）海防事宜。每年由粤海、闽海等海关关税和厘金等下拨专款400万两白银为筹办经费。
沈葆祯任南洋大臣后，又奏请以10年为期，建成北洋、南洋、粤洋等三支海军，分别管辖直隶、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
至中法战争前，清朝表面上维持了北洋、南洋（苏浙）、广东和福建四洋海军。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海军损失惨重。
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奕訢任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由李鸿章专司其事，曾纪泽帮同办理，实际主持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乘机加速发展北洋舰队。1885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运到中国后，归入北洋。同年清政府颁布特旨，由英、德购造铁甲快船四只，专备台澎防务。但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铁甲快船制成购回后，又全被李鸿章揽归北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此时北洋海军拥有新旧舰船25艘，成为晚清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海岸炮台，并于旅顺建设船坞，以旅顺、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他还聘用赫德推荐的英国人琅威理为北洋舰队总查，任命淮系陆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
自北洋海军成军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如为讨好慈禧太后，竟把每年400万两的海军经费大部分挪用去修建颐和园，海军衙门不再添置新的舰船，1891年以后又两年停止购买枪炮弹药，致使北洋海军的建设停滞不前，装备日趋落后。
(三)洋务企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
1.军事工业的特点及性质
（1） 军事工业的特点
第一，采用机器生产
除了个别的厂家（如早期的安庆军械所，以及丁日昌、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两所炮局）以外，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一般都采用了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设备、工艺和生产技术，这显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大变革。
第二，使用雇佣劳动
如江南制造总局，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福建船政局虽有勇丁数百人参加建厂，但工匠、艺徒系从各地招募而来，工资由每天两角五分到三元不等。
第三，采用官办方式
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不参加市场交换，一般由政府调拨给各地驻军使用。
（2）军事工业的性质
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同时又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具有安内和御侮的双重作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对于促进民用工业的兴办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积极意义。
第一，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首先，其采用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设备、工艺和生产技术，这显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
其次，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洋务派军工厂的工人，主体上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对他们实行工资待遇，其工资也大体上是按照其技术高低出卖劳动力的多少计量发给的。尽管工人工资微薄，受剥削很重，但这种剥削已不尽同于封建手工工厂中的那种剥削，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
再次，到80年代后，由于各厂的经费捉襟见肘，原来不计产品价格的情况有所改变。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建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交付船价的一半左右。在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每年岁入中也都有各省解还奏调军火价的项目。各厂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可见，这些军事工业也逐渐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第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首先，就组织体制而言，属官办官营，厂家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领导权和管理权都由官府控制，衙门习气严重，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盛行。
其次，经费主要由封建官方拨付而非由商人投资。有些厂家中，超经济的封建性剥削压迫比较严重，工人不完全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
再次，产品主要不是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而是无偿调拨，特别是前期尤其如此。
2.民用企业的主要方式
（1） 民用企业的主要方式
洋务派的民用企业有三种方式：一是官办，二是“官督商办”，三是官商合办。官办就是完全由官府创办和经营的，等同于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方式。“官督商办”是最主要和典型的方式。这种类型，在其产生之初，其主要用意在于利用私人资本兴建近代企业，由商人经营，自负盈亏，官为之扶持和监督。这些扶持包括减免税厘、给予专利、垫借官款等，而监督则包括官员出面集资，掌握企业主要人事和财务的大权。在70－80年代，清政府对洋务企业的扶持较多，主持者也较有经营管理能力，虽然不免营私舞弊，任用私人等，但总的说来对“官督商办”企业是有利的。从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的扶持日益减少，而“官督”的各种弊端却有增无减，商与官的矛盾激化，导致“官督商办”的企业或是停滞、或是失败。
“官督商办”的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洋务派是“官督商办”的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又是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压抑者和限制者。
官商合办是由官、商双方签订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经营。这种方式始于洋务运动后期，是洋务派官僚鉴于官督商办企业名誉扫地的情况而变换的一种新方式。虽说在这种方式下官方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控制，但商人的地位毕竟比官督商办情况下提高，因而官商合办要比官督商办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
（2） 民用企业的性质 洋务民用企业的性质，是带有一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说，它同样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重性，但资本主义因素占重要地位，比洋务派的军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强。
第一，其资本主义性质的表现
首先，它的产品主要是向市场销售，经营目的是为了谋取利润，和其军事工业的情况相比，有了根本性改变。
其次，采用雇佣劳动，建立了劳资关系，这比其军事工业更典型。
再次，其中的商股以资本家的资格投资，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他们，企业的经济命脉是系在商的身上。这和洋务派军事工业完全由官府投资也大不相同。
第二，其封建性的表现
它们仍然没有脱离封建官府的控制。且不说多数企业仍然官办，即是官督商办企业仍然是官与商的结合体，由官把持着企业的领导权，产品要优先满足官府的需要，实行先官后商的原则。有些官督商办企业，还必须为清政府的特殊目的或需要服务。因为有官方的把持，所以在管理上，也存在着比较浓重的封建官府的恶习，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
（3）民用企业的作用
第一，为中国的近代化大型企业的肇端奠定了基础
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因素比军事工业有很大增长，因而进步作用就更大些。它为中国的近代化大型企业的肇端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比较强大，而又极力反对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情况下，一些据有实权的洋务派官僚督办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企业起了保护作用。
在当时外国资本对民族资本压迫的情况下发展民族工业，洋务派的民用工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洋务派官僚虽然有对外依赖、妥协的一面，但他们办民用企业也有与洋人争利的一面。
第二，压抑和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由于封建官府的参与和控制，使其民用企业带有一定的封建垄断性和腐朽性，又因为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联系比较密切，有相当的依赖性和妥协性，这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所以又有压抑和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
3.洋务派建设新式海陆军的目的
从总体上说，洋务派要以练军作为自强的手段之一，其自强包括两个方面：
（1） 改造陆军是要有效地镇压国内的人民革命，防范和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
（2）筹建海军则主要是为了抗击外国侵略
第一，当时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国内人民起义斗争的高潮已被镇压下去，而筹建海防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外国侵略造成的海防吃紧；
第二，在当时条件下国内的农民起义没有能力利用舰队在海上与官军角逐，至多是在内地江湖；
第三，从实践上看，尽管其是以覆灭的命运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海军的使用主要是和日本侵略者对阵，这是应该肯定的。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历史功绩：
（1）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2）传播了新的知识，培养了新式人才。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近，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3）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2.局限性：起点低，规模非常有限 ；想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前提下来搞现代化，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四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其次，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
再次，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有的质量低下，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电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具体表现在财政上、用人制度上、思想意识上等方。（见PPT）
第三部分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背景
（一）三篇文献，奠定理论基础
康有为，广东海南县人，少年接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后来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面对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他强烈要求改变现状。1888年，他赴北京应试，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这也是他最早的维新主张。以后，他一面在家乡设万木草堂讲学，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骨干；一面致力于维新理论的著述，先后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
《新学伪经考》
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一部重要著作，在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大同书》
《大同书》设计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大同"境界。它认为,现实社会是个不合人道的苦境，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几乎都是“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浓深而厚重，繁赜而恶剧，未有能少免之者矣”。
《大同书》描绘的 “大同”社会的蓝图大致是：在“大同”社会里，去掉了“国界”，军队和监狱都不存在了，全地球合成一个公政府，管理公共生产事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消灭了“级界”，没有等级之分，也无种族之别，无帝王、君主、世爵、贵族，无主无奴，男女各自独立,“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家”也毁灭了，男女“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儿女由公政府抚养，人们生老病死之事，“皆政府治之”；农、工、商皆归于公，人人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过着美好的物质生活,文教也很发达,人人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和道德修养,社会风气优良。总之，这“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
《大同书》坚决反对社会的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大同”社会只能靠人们（主要是统治者和富人）扩充仁爱精神，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道路来实现。
《大同书》描绘的“大同”社会，从形式上看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就内容实质来说，主要是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诸原则，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封建家族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
(二)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康有为说到：“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甲午中日战败，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于是先是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到1898年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经济和阶级背景： 甲午战后，清政府允许中国民间设厂制造，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的机会。从1895年到1898年，各省商股开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有70多个，比甲午战前增加了一半以上。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40—50年代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指出：“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二、戊戌维新运动概况
（一）公车上书，拉开运动序幕
1895年4月底，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大为震惊，他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0多人，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提出了拒签和约、变法图强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反映了当时爱国救亡的要求，维新变法思想在全国迅速传播。
（二）组织团体，网罗精英人才
为了推动变法的进行，康有为首先制造舆论，组织团体。1895年11月，他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报，组建了强学会，到189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维新派设立这类报馆、学会、学堂、书局有300多所。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过程中，涌现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为思想武器，与当权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宣传维新变法、图存求强的主张，推动了变法维新政治运动高潮的到来。
（三）多次上书，得到皇帝信任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亡更加严重。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若再不变法，恐皇上和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898年1月，康有为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三条纲领：第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第二，设待诏所以广开言路；第三，设制度局以定新知，并敦促光绪帝从速变法。
光绪帝在内忧外患及“帝党”与后党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其统治，决心支持变法。
（四）维新运动的开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推行新政。在其后短短的100多天里，陆续颁布新政诏书、谕令110多道，其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文化教育方面，提倡西学，兴办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人出国留学等。军事方面，整顿军队，裁减绿营及冗兵；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此外还有取消满人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
（五）维新运动的失败
这些所谓新政，既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也没有议院、国会、宪法等新式政治上层建筑，但即便是如此枝节的改良，仍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所不容。
1.慈禧太后控制用人大权
在光绪帝“下诏”的第四天，慈禧就逼迫光绪一日内连下三道谕旨，将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开缺回籍；规定新授二品以上职务的文武大臣要谒见慈禧太后，当面谢恩；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诸军。这样，慈禧太后实际控制了整个局势。光绪所能做的，仅是委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准其专折奏事；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变法诏书大都成为一纸空文。
2.袁世凯告密促发政变
9月中旬，当光绪得知慈禧、荣禄在策划政变，帝位难保时，他忙于求救于维新派。维新派赤手空拳，只得向帝国主义求援，但毫无结果。最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求他杀荣禄以挽危局。袁世凯当面应允，转身即向荣禄告密。荣禄乃连夜从天津赶到颐和园。次日凌晨（9月21日），慈禧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从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到慈禧太后再度听政，前后共计103天，所以史称百日维新。
3.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
接着慈禧太后下令捕杀维新党，罢免、放逐大批参与维新或倾向变法的官员；废除各项新法，恢复旧秩序。康、梁分别亡命香港、日本。当友人劝谭嗣同避难出走时，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他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临刑前，他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爱国维新志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后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
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三、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康有为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赞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面临列强侵逼的巨大压力，感到不变法自强，清朝的统治就不能维持，中国就没有任何出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 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他们鼓吹民权并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也就是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
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四、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去发动群众。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不失败?
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变法步骤上，他们主张渐变、缓变。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抬出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的旗帜，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沙俄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沙俄。有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的顾问。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卜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沙俄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再次，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果不实行变法，将有可能再现“金田之役”，使皇帝及其大臣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而—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谭嗣同慷慨就义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正反映了这一点。“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这是维新派的志士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了起来。
思考题
1.怎样评价太平天国的纲领？
2.如何认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3.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4.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5.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参考文献
1.罗尔纲:《太平天国通史》，中华书局，1992.
2.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
3.孔令仁、李德征:《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
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